日期：2020-0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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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如何逐步解鎖抗疫的“正確姿態” |
1月下旬以來，新冠疫情席捲全球。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截至4月9日，全球確診病例已超過150萬，其中美國確診病例43萬多，為全球最高。面對疫情，資訊高度自由、科技遠遠領先的美國也終究未能預知預防。近一個月的全美緊急狀態中，國會先後出臺三次救災法案，逐步找到抗疫的“正確姿態”，疫情拐點也因此隱約將至，美國或將在11月大選之前，回到熟悉的“往日世界”。
“話語斷裂”：美國為何錯失防疫關鍵期
與1918年大流感不同，此次疫情發生在全球多數地區已互聯互通的新時代，美國本應有充分的時間預知、預防。早在1月初，世衛組織便發出疫情警報，中、韓等國也第一時間向美方共用防疫資訊；2月下旬，疫情在美國國會得到重視，部分議員將資訊與商界共用。美媒報導稱，同在1月，臉書（Facebook）總裁紮克伯格就開始從加州大學與斯坦福大學合辦的醫療科研中心Biohub接收有關疫情危害的評估報告，並聽取美疾控中心前主任湯姆·弗裡登的意見，而Biohub和弗裡登本人，均接受紮克伯格夫婦基金會的資助。
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在傳統的民族國家和國際組織層面，還是在全球互聯社交層面，疫情從來就不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或保守派媒體口中的“惡作劇”。然而，
在傳統媒體與移動互聯均高度發達的美國，精英與大眾間卻出現了嚴重的“話語斷裂”。
“疫情兇險”一段時間內只存在于以科技精英和國會議員為代表的上層社會中，在主流輿論和社交網路中，疫情仍為“域外之事”且“可防可控”，這導致“資訊先機”最終並未轉化為“防疫優勢”。
“話語斷裂”致資訊不對稱進而導致動員失敗，是美國錯失防疫期的關鍵。民意調查公司Civiqs的資料顯示，2月25日，對疫情表示“完全不擔心”和“僅有一點擔心”的民眾比例高達56%，共和黨選民內部更高達78%。3月24日，美國日增病例已經破萬，但CBS和YouGov的一項民調依然顯示，對於如何走出疫情，82%的選民寄望于疫苗和藥物，只有59%的選民認為要“做好自己的事以阻斷疾病傳播”。這意味著，儘管中、韓提供了“疫情兇險”的警告以及“戴口罩、主動居家”等防疫指南，但美國人似乎既不願相信、也無意執行。
“不相信”與“不執行”，首先根植於美國社會長期形成的以領先科技為基礎的“技術自信”。
然而，試劑盒數量和品質均不過關的問題很快暴露，防疫物資生產能力不足問題突出，大規模檢測滯後導致對目標人群的隔離與治療緩慢，大資料、人工智慧等前沿數位科技面對感染狀態不明且處於流動狀態的人群“難顯神通”。
一味“唯技術論”，將技術當做人性短板的兜底方案，忽略人的能動因素，這既是美國抗疫失利的原因，也是草根階層學習與應用力鈍化的體現。
其次，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社會趨於“內向化”，公眾不僅對氣候變化、武器控制等世界議題沒興趣，對事關本國福祉的跨黨派討論也缺乏耐心，既不關心人類共同命運，引以為傲的傳統“社區”概念也遭弱化。一段時間內，美國將他國抗疫視作“別人家的事”。白宮早期的停航、關閉邊境措施，以及後期截留他國救災物資行為，無不展露出“內向化”的暗示；常規狀態下，“內向化”並不會引起大的麻煩，但在亟需國際合作的抗疫大局面前，過度的“內向化”一旦消減了國際合作的可能，最終難免反噬其身。
強烈的“技術自信”與急劇的“內向化”，是美國社會面對疫情呈現出的基本姿態。
耐人尋味的是，資訊與技術原本是打破資訊鴻溝、增進國際合作和人類福祉的有效途徑，然而，即便紮克伯格一早深知疫情的真實風險，東亞多國抗疫實踐也以網路直播的方式進行，但在社交平臺中立性要求下，臉書只專注於打擊虛假資訊，對於“吹哨”、塑造等“主動防疫”行為不感興趣。與2016年因“劍橋分析”事件陷入隱私風波不同，此次，儘管社交媒體並沒有真正幫助美國避免淪為新的疫情“震中”，但臉書依舊收穫了“比總統更可靠”的美譽。這是技術規則的一次勝利，卻是技術道義的一次潰敗。
拐點初現：“行政中立”彌合黨爭矛盾
在資訊與技術之外，大選年經濟維穩的客觀需求讓特朗普政府在抗疫之初多番調降疫情預期，外界普遍以此為著力點批評白宮抗疫不力。但客觀而言，疫情爆發的第一季度恰逢兩黨黨內初選開局，民主黨也並未一早“吹哨”而是採取了“搭便車”策略，抓住“疫情不嚴重”的視窗期競選。
在3月13日聯邦政府宣佈全美緊急狀態之前，兩黨實際上形成了某種“默契”，即“選舉為主、防疫為輔”，這是聯邦抗疫不及時的基本背景。換句話說，黨派政治影響抗疫的“鍋”，應該由兩黨一起背。
隨著疫情發酵，白宮逐步承壓，但越來越多的民調顯示，民眾對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不降反升。雖然民意仍以黨派劃界，但與“醫保”、“移民”等議題不同，在特朗普政府抗疫工作問題上倒戈的共和黨選民更少，且政府抗疫還獲得了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與此同時，雖然多家美國媒體披露美衛生部門和疾控中心“官僚作風”，影射白宮“不作為”，但3月下旬CBS和YouGov的一項聯合民調顯示，82%的美國人依然信任疾控中心，88%的美國人相信醫療專家的建議。
上升的總統支持率與穩定的“技術崇拜”所折射出的，是行政中立制度的“溢出效應”。一直以來，美國堅持政治與行政的二分理論，即政務官多半由選舉產生，某種意義上，總統亦可視作最高層級“政務官”；相對應的，是多數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事務官，其任期通常不為黨派輪替所影響。
特朗普執政以來，兩黨熱炒的移民、醫保、稅改議題，無不充斥著濃烈的“黨派味道”與“政務色彩”，留給事務官發揮的空間逼仄。疫情議題則不同，其專業門檻高，議員噤聲，拜登等民主黨候選人也只敢“敲邊鼓”，醫學專家的地位抬升。如白宮例行新聞發佈會上的兩名核心專家，79歲的安東尼·福奇曾為六位元美國總統服務，女性專家黛博拉·比爾斯則在奧巴馬任內被任命為美國全球愛滋病協調員。二人專業、穩定、跨黨派的身份，決定了其敢於和總統、國務卿、經濟顧問等政務官“唱反調”，讓“尊重事實、科學防疫”成為白宮的主流價值。
發佈會上的特朗普與福奇發佈會上的特朗普與福奇
由此一來，就產生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面對同樣的發佈會，民主黨選民想汲取的只有福奇的知識，共和黨選民受到鼓舞的，卻往往是總統“反科學”的一面。
同一鏡頭下，總統的自我吹噓雖不被自由派媒體所喜，卻會讓處於隔離期的基本盤收穫告慰，而福奇等事務官的“技術色彩”與“中立味道”先是緩解選民焦慮，繼而不可避免地“魅力溢出”，讓部分選民因此對白宮刮目相看。
由此，“戰時總統”的支持率先得以穩固，繼而攀升。
實際上，行政中立制度的最初提出，即是為了矯正政黨分贓制。特朗普執政以來華盛頓喧囂不斷，但美國聯邦機器卻依舊正常運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為行政中立制度在非選舉季對於黨派政治的糾偏。去年以來，在穆勒“通俄門”調查報告與“通烏門”事件中，也偶有事務官試圖修正顯著錯誤甚至規制總統的跡象，但由於類似事件“政治味道”十足，事務官的中立價值頻遭質疑。在火藥味十足的2020選舉季，面對疫情夾擊，“行政中立”又一次彰顯出其修復黨派矛盾的特殊價值。
民意調查公司Civiqs的資料顯示，85%左右的共和黨選民對“政府應對新冠肺炎”表示“完全或總體滿意”，65%的民主黨選民表示“完全不滿意”，黨派意見分野嚴重。與此同時，從2月末到現在，對疫情表示“完全不擔心”和“僅有一點擔心”的比例從56%下降到23%，共和黨選民方面，則由78%下降到38%。黨派色彩再濃烈，也抵擋不住客觀事實的力量，這一趨同的“認知”得來不易，部分選民補齊“重視程度不足”這一短板後，美式抗疫後續值得期待，拐點將至的理由也正在此。
大而不能倒：數字科技的“新基建”
通常，災難的餘波，大致將循微觀民生、宏觀經濟、社會結構三個階段傳遞。歷史地看，2008年金融危機的創痕，讓失業青年和被剝奪的中產階級在2011年攜手“佔領華爾街”，人群對於對經濟不平等的痛恨和對向上流動機會匱乏的恐懼在過去12年從未真正消失，這是民主黨進步主義的溫壤。類似的，2009年以茶党為代表的右翼民粹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共和黨，也為特朗普提供了“價值支撐”，其與“進步主義”一起，成為美式民粹的兩個側面。
疫情當下，千萬級失業人口的申報以及股市大震盪，是個人破產和經濟衰退的信號，社會結構的短期動盪不可避免。但需要強調的是，和金融危機不同，疫情並無“原罪”，沒有隱秘的經濟源頭或利益集團可供探尋、反思，疫情只可能加劇經濟的不平等，但不會是不平等的起源。因此，此疫難以像金融危機那般，對於美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形成根本性衝擊，疫情曲線拉平後，“往日世界”將大概率延續。
如果硬要從疫情中找出“別樣紅”，大概也只有數字科技。
截至目前，國會通過了三版經濟刺激計畫，既保經濟也保民生，民主黨人對於第三輪兩萬億美元的刺激計畫一直頗有微詞，認為法案偏袒大企業而照顧民生不夠。基於此，處於休會期的國會民主黨人，正在醞釀第四輪經濟刺激計畫，要求加大對弱勢、邊緣人群的利益分配保護，
更重要的是，提出以5G、中西部高速寬頻項目為核心開展基礎設施建設。
歷史地看，兩黨一直有大搞基建的願望，白宮2018年、2019年曾兩次拿出基建計畫，但在“建什麼、怎麼建、錢哪兒來”三方面，兩黨分歧嚴重：民主黨偏好“清潔能源”，突出“婦女、少數族裔和老兵群體的參與”，要求“聯邦政府注資”，而共和黨和白宮力挺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關注郊區”，傾向於“州和地方政府為主出資”。
與以往“清潔能源”和“傳統能源”的針尖對麥芒不同，此番民主黨提出的“5G與寬頻”有可能獲得兩黨共識。疫情期間，絕大多數美國家庭盡享“數字紅利”，如亞馬遜緊急擴招以滿足激增的電商需求，微軟與臉書出資開啟大規模試劑盒檢測，穀歌等提供免費線上辦公、線上教學服務，但與此同時，不同家庭之間依然存在“數位鴻溝”，線上辦公、教學也對頻寬、傳送速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凡此種種，建構起“科技新基建”的基本邏輯。
此外，面對疫情，與傳統的能源、汽車製造業不同，科技企業表現出極強的反脆弱性，線上辦公業務井噴，雲服務、廣告、出行行業則積極推動復工複產。目前，亞馬遜、穀歌已開始遊說聯邦政府上雲辦公，臉書等公司則希望暫緩《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落地以減輕合規成本，優步等零工經濟企業代表則以疫情期間為司機提供帶薪病假、醫療保險為條件，換取國會的臨時承諾，確保疫情期間企業不會因沒有把司機劃歸正式雇員而遭起訴。
疫情之初，數位技術一方面在人工智慧、基因測序等前沿領域“無所不能”，一方面卻在最為原始的資訊傳播方面“有心無力”，難免讓人失望；但當疫情拐點出現，大選終將再度成為頭條，經濟與股市的繁榮以及就業保障，依然離不開數位科技行業作為支撐。矽谷，事實上已經成為2020年代華爾街，“大而不能倒”。
回到常態後又會從頭開始？
常態下的社會規則，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科技的，都對“非常態”有著本能的厭倦和抑制。2005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受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啟發，下令建成一整套應對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統，大量儲藏口罩、呼吸機，廣設床位，然而，2008年大選過後，面對百廢待興的資本市場和瀕臨破產的中階級，這套系統銷聲匿跡。
小布希坦言：“如果我們等到瘟疫出現才去應對，一切都已太遲”。4月4日，《華爾街日報》總編輯傑拉德·貝克發出類似感慨：“除非厄運真的降臨，否則人類不會認真以對。”
此次疫情中，無論美國還是歐盟，人類作為統一社群的力量並未得到真實的展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兩黨制的正常化、文官中立或者數字科技的螺旋式上升，最多只能是讓人類更好地應對一場當下的災難。當另一場災難來臨，一切或又將從頭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