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1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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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碼農的三條路:鬥爭才是正確的道路 |
這兩年來,這套為了彌補美國本土工種的不足而制定的簽證系統一直是美國自由派媒體樂於提及的話題,大西洋月刊甚至直白地把這種讓雇主決定員工身份存留的單向選擇機制稱之為“當代奴隸制”。
雖然表面有高薪酬和高福利作為掩飾,灣區的高物價和程式師的充分供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實質待遇的下降和競爭壓力的增加。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的調查報告顯示,灣區家庭的需要做到年收入11.7萬美元才能超過實際意義上的低收入水平線,加州整體的低收入水平線則為五萬美元左右。
尤其是那些人到中年的程式師們,高物價和高福利呈現出來的矛盾,加上子女家庭責任的擔子,恐怕這群穿著格子衫的白領所面對壓力並不比美國工廠裡的玻璃廠工人來得小。
而對於那些尚在熬綠卡的移民員工來說,這種壓力不僅更大,還附帶著不平等的內涵。
雇主與H-1B簽證員工兩者之間不成比例的權力分配讓後者只能沉默面對工作壓力和待遇不公。文章稱:
在公司裡,他們拿著比本土同事低的薪資,卻承擔著相同甚至更多的工作量;他們幹著重要的活兒,但是工作評價、晉升機會卻並不明朗;相比前幾年科技公司四處搶人、工程師們可以“說走就走“的灑脫,由於簽證環境正在變得更加糟糕,加之矽谷和美國整體經濟下行,他們的處境更加微妙了:
裁員盛行,工作機會已經在慢慢減少。失去工作意味著他們必須在60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找到新的工作,否則H-1B簽證將會失效,意味著他們和家人將立即失去在美合法居留和工作的,來之不易的資格。
如果走了揹運,即便在失業後找到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美國移民當局H-1B簽證轉移審核被拒,而導致上述情況出現。
在矽谷,生活成本已經居高不下,即便相對美國其他地區拿著高薪的科技公司員工,生活也並不輕鬆,只能等待著拿到綠卡的那天——在此之前,大部分沒有身份的員工只能仰賴公司提供的工作簽證,也正是因此,絕不能輕易失去工作。
以IBM為例,根據H-1BSalary Database的資料,持有工簽的“軟體工程師”的年薪中位數是9.7萬美元左右,顯著低於十一萬美元的行業中位數。
這也許與公司的業務體系有關。然而,H-1B員工的薪資水準低於本土同行卻是不爭的事實,一份2011年的H-1B簽證政府研究報告曾經揭露,約八成簽證員工的工資低於本土同行。
另一個證據來自於Computerworld的報導,蘋果在2017年曾向勞工部提交150份工簽崗位申請,其中程式師的年薪被定為52229美元,遠低於當時當地的平均水準93000美元。這份申請通過了政府審批,意味著5.2萬美元的年薪獲得了法律認可。
當然,真實的工資要遠高於五萬美元,但這揭示了公司和移民員工在地位上不平等有多嚴重以及在科技公司眼裡移民員工的真實價值。原本是用來補充本土勞動力技術短缺的簽證專案,隨著矽谷科技公司的膨脹,很快就變成了科技公司從以亞洲為主的地區吸納高性價比勞動力的捷徑。
大多數情況下,這段關係裡最滿意的兩方是公司和移民員工,前者得到了性價比更高的勞動力,後者的美國夢有了一條可行可靠可複製的路徑。灣區裡抬頭可見的亞裔面孔就是很好的例子。
從表面上來看,身為工薪階層的矽谷碼農們要遠比同時代的移民更能代表美國夢。
十一萬多美元的年收入中位數加上最有潛力的股票期權,搭配免費午餐、免費通勤和其它福利,如果不是非要追求“灣區豪宅+子女私校”的雞血配置,這群求職鏈條頂端的華人們完全可以一眼望到老了。
但是飛漲的房價和子女教育問題讓初來乍到的移民碼農的中年危機雪上加霜。而對於那些只能算半隻腳踩在岸上的工簽持有者或者用OPT在美國工作的人來說,除了要應對生活壓力、刻板印象和職場天花板,還有更致命的身份問題疊加在這種群體性的不安之上,以至於有了38歲臉書員工QinChen縱身一躍。
而事發七天之後,在臉書門口的四百華人集會為同胞伸張的尹伊也很快因為“缺乏判斷力”的理由被公司開除,如果沒能在短時間找到下家,他只能選擇回國。
尹伊,包括讓他惺惺相惜的QinChen都是國內頂尖大學出身的人生贏家,入職矽谷頂級科技公司更是離美國夢圓只差一步之遙。然而正是這一步的距離,讓很多還沒有取得長期居留的程式師們淪為為身份打工的廉價勞動力,拿到綠卡之前的種種福利都像是公司暫時租借給他們的。
對於這類華人移民來說,年輕時在國內以極低的成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在經濟發展中積累了財富,具備了移民美國的技術和資本基礎。2000年之後來到美國,又趕上了中國與美國貿易蜜月期和互聯網崛起,各種甜頭嘗盡。
然而,目前動盪的兩國外交讓這種獨特的優勢變成了劣勢,把原本就不確定的身份問題放大。去年剛開始,受到影響是千人計畫的大牛,然後擴大到科技機構和敏感專業的學者。到了最近,就連前來貢獻外匯的留學生都已經受到了影響,對於科技公司的程式師們就更不用說了。
政客們煽動民粹情緒,把失業、低薪酬這些問題歸結于移民身上,而憧憬著美國身份的移民又不甘心回到原籍。即使是那些為中國互聯網紅利所吸引回國的人,也大多出於利益緣故,不會輕易放棄美國身份。對於矽谷中產來說,回國可就是自我否定,否定了十年前作出移民決定的正確性和十年來的辛苦打拼。
那麼斷了回國退路之後,他們也就只剩下三條路可走了。
一是留在矽谷,忍受高強度的工作和高物價,用三五年時間來換取居留權,但同時有著平均水準之上的薪資和福利。
二是可以考慮離開矽谷和西雅圖這樣的互聯網腹地,去中西部城市的尋找類似崗位。雖然同樣有移民的種種限制,而且身為少數族裔的處境會更加突出,但至少物價、環境更加宜人,唯一令他們放下不下的可能就是子女教育了。
不過就像微博上的一條評論所說的那樣,別說是回到國內,即使是離開矽谷去其它美國城市都不是華人想要看到的結果。
所以就只剩下最難走但卻是最應該走的第三條路了,那就是利用美國的體制把工作移民、H-1B簽證和華人的天花板問題訴諸運動和法律,例如那天在臉書門口的四百人聚會和之後爭取而來的各大媒體的報導,就起了一個非常好的頭。
因為在集會上出頭而丟了臉書工作,卻仍在OPT實習期間的尹伊今天上了CNBC的頭版新聞,再一次擴大了事件的影響力。如果同胞的遭遇能夠推動華人發出訴求,形成一股力量,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了。但對於向來分裂的華人社區,尤其是矛盾突出的灣區華人來說,這又談何容易。